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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代公益人 | 何冉:外出务工家庭的独立与选择

2021-04-30 10:28:02  来源:新公民计划  作者:何冉     点击数量:225

 

 

何冉,新公民计划返乡追踪项目负责人

 

 

1

「我才值20万?」

 

 

「你们不好好读书是吗?不好好读书,给你们规划一下你们未来的人生是怎么样子的。你们男的就要去工厂打工,你们的父母一样也是打工。然后他们用一辈子攒来的钱给你们盖房娶媳妇。现在农村的媳妇,一个最少都是20万彩礼,你老爹老妈就是打工好长时间,才有可能给你们在老家攒一套房子,然后再给你准备20万彩礼,你父母这一辈子就结束了,义务尽到了。那女孩子你们也都不想读书,初中毕业,然后到工厂去上班,然后拿着20万彩礼就嫁了;这个就是你们的未来。你们结婚之后,很有可能重复你父辈的命运一直下去。」

 

2020年,李寻(化名)就读的北京打工子女学校学生人数锐减,初中部被关停。她回到了陕西某农村的初中继续学业。2020年的春节,她回北京和父母一起过年,我们约着见面。李寻和我讲,这是她「老家老师」经常挂在嘴边的话。

 

我问她:「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,你怎么想?」

 

她说: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:我才值20万?20万那是绝对娶不着我的。」

 

我问:「那你觉得你自己值多少钱?」

 

她想了很久才说:「我不知道;我感觉20万现在也没有很多,还买不到一套房子。未来不知道是怎么样,老师那样跟我们讲的时候,我就觉得好可怕。」

 

我知道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。李寻的哥哥读了大学,现在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,20万可能就是哥哥一年的收入;父母平时给李寻的零花钱也不少。出生在北京的这个陕西籍小姑娘,见过各式各样的人,也知道未来生活多样一点的可能性。更甚者,可能20万和感情或婚姻划对等号,这是她还没接触到的另一面世界。两面世界的突然切换间,她尚未来得及思考:这件事对吗,应该是这样的吗?

 

李寻是千千万万中国进城务工者子女之一。为了理解我们为之奔走和服务的这一群体的真实状况,2018年机构(新公民计划)发起了流动儿童「小升初返乡追踪项目」,由我负责。2018年4月,我开始到微澜图书馆所在的打工子女学校,给李寻所在的毕业班上课,并开始对全班同学进行追踪记录。到小升初时,全班43位孩子,25位返回户籍地,其中大部分是独自回去,成为留守儿童,15位留在北京,还有3位去了河北。这是大城市打工子女最典型的三种「选择」。

 

追踪刚开始,我很想知道孩子们及其家庭为什么做出这些「选择」,当时他们要面临什么东西,他们是怎么思考的;我们希望问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。可做了很多次家访后,我发现,其实很多人做出决定的理由都很简单。

 

孩子们的「老家」大多在山东,河南,河北,安徽,湖北这些高考大省,回「老家」的孩子,「都是要走独木桥的人」;而「留在北京的,基本上是放弃考(普通)高中了」。一个孩子告诉我,在餐厅工作的妈妈骑电动车带自己时,看见清洁工人悬在暴晒高空中,用力擦拭写字楼外墙的玻璃窗,就指着高处说:「你看没,多危险,多晒,多累,而且老了还干不了,就年轻活;你不上学,以后就干这个。」

 

和我聊的很多打工父母,都会直接这样和孩子说,你不好好学,以后就跟着我卖菜,跟着我送外卖。学习可以是为了「发现世界,了解自己」,为了「让爸爸妈妈不用这么辛苦,让更多和爸爸妈妈一样的人不用这么辛苦」;而对于这些父母而言,这背后首先是对孩子非常朴素的期待——能坐办公室,不用像自己一样做苦力劳动,可以有一些选择。

 

返乡追踪孩子所在初中的「龙虎榜」

 

——什么是「可以有一些选择」呢?

——更清楚的是,与之相反的「无从选择」是什么。

 

农村物化女性的婚姻竞争,已体现得非常淋漓尽致。我经常听到有人说,那家的姑娘特别年轻漂亮,她家要房子,要车,要多少彩礼,很多人都说行,「她长得好看就给她」。如果女孩没那么漂亮,家里也要彩礼,很多人就会说,「她就长这样,她值这么多钱吗?」做返乡追踪几年来,我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。

 

我们主张独立女性,或独立男性,主张要独立行走,离开原生家庭社群的捆绑。但随着社会生活成本越来越高,理应的独立,却变得越来越难以落地。所谓城市白领买一套房,尚且要掏空六个人的荷包;我追踪的这些孩子们和父母们,又是何其难。

 

我看新闻时,都会经常觉得自己是割裂的;我会觉得我在追踪时接触到的这一群人,他们与我身边人以及我关注的网络所讨论的「独立女性」或「女权」完全没有任何关系。

 

追踪的这些孩子们境遇也许比他们的父母好一些,至少可以接受「九年义务教育」——但不是九年义务教育,而是九年教育——农村孩子无论在北京流动,还是回到县城留守,都要面对户籍与学籍问题;他们的小学与初中多是要自费的。在他们的同龄人中,这已是很低的「起跑线」。

 

这令我意识到,当我和身边人探讨性别议题时,倘若缺乏对具体个人生存生活的共情观照,对乡镇与工农现状的深刻理解,我们的倡导是多么容易浮于空泛。

 

就是这些观察,令我时常很矛盾。我还曾遇到很多孩子的长辈和我讲,他们攒了好多年的钱,为了回家盖一套房子,一栋小小两层的楼房。这房子也就过年时住个把月,这还是长的;短一点的可能就个把星期。花了好多钱去盖房子,但是没怎么住;等到将来能回去住时,那房子可能已经破了。

 

我说你就不盖,为什么要把活钱变死钱?他们说,如果你不盖房子的话,老家就会有人说,你这个人在外面是不是混得不好,这么多年回去连套房子都不盖?人家全都是小二层洋楼,就你一个家破房子都要倒了。他们说,「那个时候你盖的不是房子,而是堵住别人的嘴,向人家证明你混得还可以的一个东西,盖在那里,就是字儿」;就好像人家能定义他们的价值。

 

其实我就是看着他们,陪着他们走了很长的路,而会觉得这些是可以理解的。我心里一边是理解他们的决定,一边也会想:会不会有更好的办法或选择呢?

 

何冉(最右)和追踪孩子走在乡间道路上

 

可能我自己对优秀或合格的父母是比较高要求的。我时常会想,像我上面接触到的这些父母,与其为孩子将来买房结婚一直拼搏赚钱,在他们成长过程中给与更多陪伴和教育投入不失为更好的选择。这样,孩子就更可能有独立的想法,父母也有可能更早放手。

 

可我们也不能说,现在这些孩子和父母难有自己「独立的想法」,他们做出的决定就不对,不理性,不负责,不能被称为「选择」。

 

当然,可供这些孩子和父母选择的各种角度,其实是依托于这种不够承认与尊重独立人格的环境而形成的;在这种环境里,他们形成了自己的认知,并对自己认为重要的事物做了价值排序。所以,我们倡导教育公平,但我们现在还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觉得,如果我所处的环境不公平,我就去争取公平;很多时候,他们不是在选择要不要争取,而是手里没有「争取」这个选项。

 

做出和大多数人不一样,特别是和身边人不一样的选择,对我们都是更难的。像我陪伴的孩子与父母,一样是平凡的人,或许没有读过很多书,没有考虑得很周全,常常「随大流」;这些是需要我们共同反思与面对的现实,而不是我们中的一些人质疑另一些人「不完整」的理由。

 

返乡追踪孩子初中补习班的读书角

 

 

2

「我的画只是『还行』吗?」

 

 

当我们真正参与到孩子和家人的生活中时,我们已成为这生活的一部分;我们很难再以全然中立的旁观者心态去看待这一切。可选择这参与的角度边界,从来不易。

 

返乡追踪立项时,我和同事说,不希望孩子们仅仅因我的干预而有什么影响;毕竟我们没有两份人生可以走两段路。很多人会说,我一定要去改变什么人,改变什么事件,改变什么现状,我现在非常佩服有勇气说这样话的人,我是真的觉得好难。不过,和孩子交流牵扯久了,我不由自主地还是会多做些事情。

 

之前和我录制故事FM节目的孩子孙俊峰(化名),很喜欢画画,但以前从未学过。一位听众得知他的故事后,志愿教了他半年的绘画课程,一周上一两次课;孙俊峰画得很多,进步很快,每一幅画都渐渐有了可圈可点之处。

 

家访时,我问孙俊峰爸爸,您觉得他画得怎么样?他爸爸说,还行,画得挺像的。他对画没有好不好的概念,画得更像才是好。当时,孙俊峰回了一句令我印象特别深的话:「只是还行吗?」

 

孙俊峰在北京时,曾是十几个人里考过倒数一二名的人,有时作业都写不完;他很少主动回应和表达,何况是用这么自然轻松的语气来反问;那一天的回应,是他平时不会说的。藉由绘画,他找到了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,也慢慢因此有了一些自信心;所以当时我确实还是很有点小开心的。

 

孙俊峰和老师在画室

 

由于成绩原因,孙俊峰曾被原籍地初中退学,录制故事FM节目时,他正在北京的打工子女学校读初二;可随着北京打工子女学校被拆除,孙俊峰又不得不再次回去读初三,这次去的是私立学校。临走时,我和他爸爸说,希望他也能为发展孩子的绘画特长做些什么。他爸爸说,学画画好像好难出头,因为「学画画他也当不了画家」。

 

「若能找到当地接收美术特长生的普通高中,他将来就更有可能读大学的设计类专业,进入广告设计等行业工作;」我耐心地引导他爸爸,「您看,现在很多工作服上面不都有设计的logo吗?还有抖音或微信上面的设计,路边的广告牌,好多都是跟画画相关,他学的话还有很多工作和副业可以做。」 我不知道他爸爸当时听没听进去,反正我是苦口婆心地一遍遍像洗脑,唐僧念经一样的。我一位同事的女儿在国外学艺术;孙俊峰一家临走前,我还把同事女儿的好多艺术书和学习心得都带给了他们。

 

在北京时,孙俊峰每天回家,有时间画画。回到原籍地的私立学校,他每两星期才能放一次假,平时从早到晚都被排满。我也问过他爸爸,需不需要我们帮忙跟学校老师沟通,让他可以在写完作业后的晚自习课上画画;他爸爸说,可能现在还不需要,如果需要他再去讲。因为寄宿学校平时不让用手机,在北京时上美术课的志愿者老师也很难联系到他。结果,仅仅回去一个月,孙俊峰就基本没有再画画。

 

我并不意外。我经常会讲,每一个孩子走什么样的路,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,不是一点点小小的能量就足以改变的。当然,如果将时间尺度拉长一点,看二三十年之后,会不会有更深远的影响,我不知道。一方面,我们期待这些孩子们的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性,最理想是通过爱好特长的发展,将来提升收入水平,找到精神乐趣;这至少在目前尚未达到。但另一方面,我们努力让孩子们在意的事情能够被老师看见,被家长看见;体会到这种被看见被尊重的感觉,孩子就能够更自信地表达,从心底里认为自己值得更多认可。

 

孙俊峰的画作

 

当然,这些更为深远的影响,很难量化地写入返乡追踪项目工作目标中。几年来,我们的追踪记录已有几十万字,还有很多视频资料;如果在二十年后的一天,这些记录有机会给到当年的孩子们,让他们知道在自己的成长经历里面,曾有那么多人去在乎他们,倾听他们的心声,他们的心灵曾是这样一点点成长起来,这本身就很珍贵——没有几个人的人生在某个阶段,是被人这么详细地记录与关切,这么希望留下来的。

 

无论是我们讲述孩子们的故事,还是孩子们讲述自己的故事,我们都希望这些故事能被更多人看到听到——流动儿童或留守儿童,这两个四字词的背后,是无数个李寻和孙俊峰的故事。

 

何冉在访谈录制现场

 

 

口述|何冉

对话|葵予

写作|葵予

供图|何冉

摄像|闫肖静 刘帅

编辑|葵予 七茗 何冉 廖细雄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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